因此，弱勢兒童早期照護在《憲法》上同時拘束立法、行政與司法行為，形成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的憲法基礎，這也是我國在個別法規範中，具體落實弱勢兒童早期照護的憲法正當性，從而課予弱勢兒童早期照護的國家義務，進一步在我國法制建構中有保護兒少的分級制度、反童工制度等等規定。
但國家為了保護弱勢兒童而介入家庭後，即會產生國家公權力與父母、兒少的權利衝突關係。對此，筆者認為，由於共同目的都在於弱勢兒童人格的健全發展，所以，應在個案中衡量國家或父母的措施，確定何者是弱勢兒童的最佳利益。目前，國內雖不缺政府與民間各種對於弱勢兒童的照護可能，但這些運作方式，恐有多頭馬車、紛亂耗時而造成效率低落的問題，反造成少年吸毒犯罪、幼兒受虐、弱勢貧窮壓力的個案與日俱增。在當前少子化趨勢下，如何有體系保障弱勢兒童在《憲法》上的身體不受傷害權，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落實弱勢兒童早期照護的國家義務，是當前執政者刻不容緩的焦點政策。